作者：肖明明

裁判

　　自然人与法人签订合伙协议，约定自然人以现金出资，并经营法人部分业务，同时在合伙协议中约定自然人每月取得固定在职收入的，不能依据该工资条款认定双方形成了劳动合同关系。

　　案情

　　2012年3月原告白某与被告重庆某驾驶服务有限公司（下称A公司）签订《合伙协议书》，约定：白某出资15000元于A公司，后者愿让出其名下代驾业务的30%作为盈利分红，同时无偿划分20%给白某，届时合作中白某代驾业务的盈利分红占比为50%；双方合作期限为三年；双方每月固定在职收入为4500元；A公司应将公司前中后期运作思路完全告知白某，白某在公司所设职务为车队总队长，应在尽量短的时间内熟悉A公司教予的运作细节，达到独立运作代驾团队的效果，并有义务尽全力运作好夜间代驾业务的相关工作；白某有参与公司股东会之权利；若双方合作的代驾业务因市场客观状况导致无法继续进行，则A公司应将公司所涉及之其他某一项业务让出同等分红比例于白某继续限期内的合作（具体某项业务由白某自行选择，选择后应等同于本合同之权义履行合伙人职责）；若合作12个月后，代驾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则合伙方集体纠责。协议签订后，原告于当日向被告交纳合伙入资款15000元，但被告对此予以否认。原告诉称，其工作一段时间后，被告无任何合法理由也未经协商而单方免除其所任职务，且未支付工资及社会保险费用，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支付2012年3月23日至同年10月23日期间应得工资31500元。

　　裁判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依其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签订的《合伙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合伙需合伙双方按照合伙协议约定，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或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共负盈亏。合伙协议书中约定的关于原告职务及固定在职收入的条款，意在确定原告在合伙中的履行合伙经营、共同劳动之义务，以及享有盈余分配之权利。因此，原、被告之间形成的是合伙关系，而非劳动关系。此外，原告未举示充分证据证明其与被告之间有劳动关系并付出实际劳动的事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白某的诉讼请求。

　　评析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对合伙协议中涉及“劳动”与“工资”的约定条款性质的认定，即是否可据其确认双方形成了劳动关系。对此，须在明确劳动关系的构成要素的基础上，结合本案事实与证据来加以评判。

　　在认定劳动关系存在时，一般应综合主观和客观两个层面的要素来加以判断。客观层面的考量因素包括：（1）管理因素，即付出劳动的一方在工作的内容与安排等方面是否从属于相对方，是否受后者的管理和支配；（2）对价因素，即获取劳务方是否对付出劳动者支付相应的合理对价；（3）合规因素，即用工单位（在无劳动合同的情况下）是否在形式上履行了相关劳动保护的法定义务；（4）事实要素，即能证成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各种表象条件，例如业务上的同质性或从属性、招用程序材料、工时或考勤记录、工作证件或身份标牌等。主观层面需考虑的因素主要是“意思要素”，即双方基于何种意志或意思表示而达成“交换劳动”的合意，这是区分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合伙关系、合作关系等的一个重要标准。当然，判断主观因素时也应主要依凭客观标准，即从可认定的证据与事实的角度推断当事人之间合意的性质。

　　本案中，原被告之间并未形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首先，在基于合伙协议而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中，原被告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未形成从属性的管理关系。从合伙协议中的相关条款可看出，尽管原告在被告公司内任职，但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行为能力是对等和平等的。其次，在主观意思表示层面，从合伙协议的实质中心内容可推知，原被告意在合作“共赢”，而非令原告单纯地为被告“打工”。协议中关于业务分红的约定可明显推出前述判断。最后，原告所提供的“劳动”的性质，实为其对双方基于合伙协议所形成的合伙关系这一“法律拟制体”所付出的劳动，而非对被告所付出的劳动；对此，一方面，可将该“劳动”理解为原告对合伙关系的一种出资形式，以劳动和现金出资换取分红和报酬；另一方面，该“劳动”也是作为合伙人的原告履行合伙之“共同劳动、共同经营”的合伙义务与责任的一种承担形式，其根本动因是促成合伙目的之实现。综上，无论从客观形式还是从主观意图上来看，原被告之间均未形成劳动关系之实质；原告不能仅根据合伙协议中订立的工资条款而主张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作者单位：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转载自：中国法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