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程瑛 | 北京报道
1976年一个燠热憋闷的夏日，21岁的知青李克强回合肥探亲。此时他已在安徽凤阳大庙公社插队两年多，并已入党，当上了大队党支部书记。
大杂院一隅，恩师李诚先生正半跪式趴在一张小凉床前挥汗如雨地写作。自“文革”初起就被迫“赋闲”的李诚，打算写一部《中国历史地理概论》，“究其本意，是要说明中华文化是绵延不绝的，是必然要中兴的”。多年潜心书斋、不为外界风云变化而动容的李先生，讲到慷慨处，引述了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从李先生的眼神中，我竟然隐约地预感到这个动乱年代行将结束，中华文化繁荣的时代即将开始。”多年后，李克强在一篇追念师恩的文章中描述自己在那一时刻的感受。
李先生心愿未竟，第二年冰封正待消尽之时，悄然离世。此后不到一年，李克强已经佩上北京大学校徽，聆听法学泰斗龚祥瑞讲述法制道路和法治精神。
岁月的江流就这样突兀地涌入了“历史三峡”，身在其中，既有躬逢大观的幸运，也要耐得住颠簸冲撞，还要有瞭望方向的眼光。
2013年春天，少年时代已熟读《报任安书》、《出师表》的李克强，在57岁时接任大国总理。
“中华民族这一百多年来历经磨难，现在离民族复兴只有几步之遥，我们身上责任重大，必须往前走，必须勇于试，这是我们的责任所系。”他说。
“书生味道”
外界热衷于议论“第一位博士省长”的头衔，而李克强则如此总结北大师道对他的影响——崇尚真理，执著追求，无所谓个人的体面和尊严；以平常心态对待学术之争、相左主见；看重知识的分量、真才实学，而非虚幻的光环。
2011年8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来到港大陆佑堂，拜会94岁的“通儒”饶宗颐。
饶先生向李克强赠以画作，李克强拿出的礼物是一套故宫博物院监制的毛笔。
香港人士近距离接触后评价，李克强于自信中透露着“书生味道”，稳重、谦逊、温和，求知欲强烈。比如，听完香港房屋委员会工作人员对公屋的介绍后，他忽然问对方：“有没有更详细的资料？我带回去可以让有关部门研究。”
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做过北大近十年学生”的李克强，尽管为人低调，酷爱读书却广为人知。
湖南出版人一清曾撰文回忆与“读书人李克强”一起“淘书”的经历。上世纪90年代，李克强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时，曾找一清“淘书”，感兴趣的大多是文化类、札记类，尤其是中外哲学、法律和思辨类著作。
几个同龄人乐呵呵地笑着，一起去了古籍书社的库存室，好一顿细“淘”。李克强怕给出版社添麻烦，小心翼翼地翻找着，并且仔细地询问价格，声明要付钱才拿书。
一清开玩笑：大书记怎么像个老八路似的，还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呀？
“最终好像我们没有买走什么书，但大家非常快乐。毕竟淘书的过程，就是对书的甄鉴的过程。克强嘱咐，如果有什么好书，记得要打个招呼，大家共享才好。”
据说，李克强在河南、辽宁任职期间，几乎每次回京都不忘抽空逛书店，他阅读范围广泛，政治、经济、法律、管理、文化都有涉及，并颇有兴趣研读外国书籍。
李克强的读书生涯，起自童年时代的“探险”。而在幽昧之中为他燃灯烛照的，是“有实无名”的国学大家李诚。
李克强曾对人说，在他的童年记忆中，安徽合肥那所拥挤嘈杂的大杂院，唯一神圣之处是拥有一座藏书近万册的图书馆。两间北房，书拥四壁，昏暗而寂静，与喧闹的院落形成反差，有些神秘。
李诚先生是安徽省文史馆图书馆的管理人员，端坐桌前，手不释卷，日复一日。“当我是学童的时候，大约出于好奇，放学归来，曾有几次悄悄地溜进室内。”1997年刊发在《安徽日报》的追忆文章中，李克强谈及当年的“冒险”。
开始会被赶走，后来“李先生发现我只是在书橱边翻翻看看，并无越轨的举动，便允许我留在室内”。
这里本无一册儿童读物，许多又是线装书或旧版书，童年李克强虽不甚了了，却被那种书香四溢的氛围深深感染。
李克强的父亲李奉三曾做过安徽凤阳县县长，后任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常与李诚谈文论道，相互唱和，李克强多次目睹父辈长谈吟诵的情景。
“文革”开始，停课闹革命的浪潮波及小学。每晚9时，李先生热气氤氲的脚盆边，失学的李克强开始了他真正的启蒙。《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还有唐诗，都是讲授内容。
即便是在二三十年后忆起，李克强对于当年李诚先生授业的情景仍然点滴在心：他“把脚放在一个不大的搪瓷盆中，不断有节奏地搓足，时而向盆中添上一点热水，时而用手揉脚板心上的涌泉穴。他做得不紧不慢，大约近一个钟点。就在这段时间里，他用平和的语调，时断时续地向我讲中国的国学，讲治学的方法，讲古今轶事……这种每天近一小时的讲解、谈论夹杂着议论，持续了近五年之久，几乎穿越了我的少年时代，但李先生的话似乎仍未讲完”。
对于读书人而言，师道、师格对人格气质的影响尤为深远。
李诚先生读书的品味高，追求“为学要像金字塔，又能广大又能高”的治学之道。
他喜欢要能“坐热板凳吃冷猪肉”的治学态度，不能总是躁动不安。
他认为，读书人眼界一定要开阔，要能看大场面，大观则大见，小观则小见。要读各种类型、各种观点的书。“以他的看法，只知一门学问，一种观点，无异于画地为牢。”
他为学严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自己不懂的绝不讲。
在李克强的观察中，李诚先生埋首书斋，很少闲谈，不重衣食，表面看来是个纯粹的学者，但他并非是一个只为趣味而读书的人，在他内心深处，始终蕴藏着一种对国家、对民族的强烈责任感。
这种责任感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犹如遗传基因，传续数千年，也时时闪现在少年李克强诵读的典籍中：“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走进北大，“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为尊者不骄，待愚者不矜”的学风，更是给李克强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之时，李克强曾撰文谈及师道：和季羡林先生一同开会，会上发言人离题，季先生就用手指在大腿部不停地滑动——利用散碎时间复习外语单词。
当时李克强正在翻译一部英国法律专著，就向季先生请教一个英语古词，季先生当即作答，告诉他“可以先这样译”，第二天又详尽地向他解释了这个词的来由和含义。
90 年代初，已在团中央任职的李克强在职攻读北大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北大对在职和在校博士生几乎同样要求，考试频频。为了考试，他甚至疲劳过度，大病一场。学校的政策是，考试可以延期，但不能免除。大病初愈后，他和许多比他小十来岁的“同窗”一起应考。“我也由此感受到，先生给学生们的机遇和挑战都是均等的。”
博士论文答辩前，导师给李克强开出一张评审人员的名单。按照规定，只要有十几位具有高级职称者参加评审即可。而导师开出的这张名单全是国内经济学界的大家，无疑是要使论文得到真实的评价，经得起各种检验。“就因为这张名单，我把论文又一次修改，将答辩的日期推迟了半年。”
外界热衷于议论“第一位博士省长”的头衔，而李克强则如此总结北大师道对他的影响——崇尚真理，执著追求，无所谓个人的体面和尊严；以平常心态对待学术之争、相左主见；看重知识的分量、真才实学，而非虚幻的光环。
时代之子
勤学英语已成李克强的习惯。有报道说，即使工作之后，他会像学生一样，带着“随身听”苦学外语。专攻美国自然文学研究、在首都经贸大学任教的妻子程虹，也会给他以专业指点，纠正他的发音。李克强与妻女团聚时，一家三口有时会进行英语对话，其乐融融。
1978年春天，北大77级政法专业新生何勤华向邻座同学打听，哪个是李克强。
翻看花名册，他发现这位名叫李克强的新生与他经历类似，也是1955年出生，知青，当过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
“我就是李克强。”邻座的男生说。
1米76，身材匀称，肤色较黑，浓眉大眼，鼻直口宽，头发有点卷，耳朵也有福相。话不多，但很有分析力，非常精辟——后来担任华东政法大学校长的何勤华为当年的李克强画像。
1977 年冬天那场高考，如破冰，如井喷，全国570 万青年，在紧急调用印刷《毛选》的纸张印成的试卷上，写下了改变命运的急切渴望。
当时，李克强在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插队已近4年。在明太祖朱元璋的故乡，由于水土不服，他一度全身皮肤溃烂，但照样坚持田间劳动，用印有“为人民服务”的挎包装着干粮和咸菜下地干活儿。
时任大队青年团书记的曹德寿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李克强每天从田间归来，都会点起煤油灯自学从合肥带来的书籍。他也尝试着把知识用于实践，带领农民科学种田，还经常拉上村里年轻人一起看书读报，办剧团、文艺宣传队。
后来回忆当年那场考试，李克强说，那是“一个时代的转折点”。“当时的我多数时间是和乡亲们一起为生存而忙碌，几不敢有奢望。在生存欲和求知欲的交织驱动下，我还是在第一志愿栏里填下了本省一所师范学院的名字——据说在师范院校读书是不必付饭钱的。”只是他第二志愿的北大，却因优先招生将他揽入门下。
那个年代的北大，思潮奔突，热气腾腾。学生们围在收音机旁，收听刘心武的小说《爱情的故事》；骑着自行车，到八一湖开诗歌朗诵会，到美术馆看展览；中文系的陈建功把自己写的小说贴出来供围观，持续了半年；因中国男排“逆袭”韩国队，北大学生举行了那次著名的游行，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句至今仍激动亿万中国人的口号。
一个被时代选中的幸运者，如何能清醒地先人一步？
北大“政法专业”即后来的法律系，在当时还是保密性的，学生经过严格政审，分高学优，根正苗红，来自基层的党员干部特别多，年龄差距很大，从18 岁到31 岁不等。多数人是“误打误撞”被“调剂”而来，相互之间的思想碰撞和知识交流格外密集。
“人治的办法已经走到了尽头。人们对法制的愿望更加迫切、更加坚决了，中国的局面由人治渐入法制，现在是个转折点。”就在李克强他们82人入学的同时，1978年2月，学者梁漱溟在全国政协直属小组会议上批评当时的宪法是一纸空文。
1979年，第一部刑法颁布，打砸抢罪、“反革命罪”仍然在列。那时，法律教材封皮上都有“绝密”字样。在1981年之前，所谓的刑法案例还是福尔摩斯探案选。李克强同窗回忆，当时法学著作很少，同学们大多阅读文学、历史、政治著作，马恩的一些著作不止通读一两遍。
北大的教学相对宽松自由，不拘一格。李克强的同学、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教授王绍光，曾在婚姻法期末考试时写一篇小说作答，竟然分数不低。
22岁走进北大校门，李克强充满了对新兴观念的渴求，以及对市场经济等方面的好奇。
法律系教师杨敦先至今清晰地记得，李克强经常思考立法和国家政制的互动。
同学陶景洲说，李克强虽然读的是法律系，但很早就对经济问题兴趣浓厚。“那时国门初开，同学中，应该说李克强是最早关注经济问题的。”
1979年，有门“国际商法”课程，几个同学跑到北京崇文门，去荣毅仁创办不久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实习，其中就有李克强；后来上“海商法”课程，李克强等人又去天津新港实地考察。“他可能认为学习经济法必须要懂经济，所以在图书馆借了不少经济和经济法的英文原著。”
李克强思想活跃、言词犀利。何勤华记得，1979年读大二时，看了一部描写资本家为获取经济利益彼此竞争、丧失亲情的香港电影，他结合《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理论，写了一篇2万多字的文章。同学们建议他听听李克强的意见，“说他看了许多西方经济学的书，对经济理论比较有研究。”
李克强看完说，同学之间不讲客气话，你这篇文章下了点工夫，对《资本论》也非常熟悉，但如果想要发表，还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第一，文字啰嗦，至少可以删掉2/3；第二，必须补充二战后西方资本运作的新情况以及经济学理论的新成果。
何勤华回忆，虽然李克强的意见实际上是否定了他的文章，但他很服气。
其间，热心社会活动的李克强很快被选为法律系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委员。
当时北大学生会学习香港一些高校学生会的制度，尝试创立了北大学生议会常代会，专门监督和制约学生会。常代会由每个系、每个年级推选一名代表参加，讨论和决定与学生有关的大事，是全校学生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权力机构，被誉为“学生人大”。李克强担任过北大学生议会常代会主席。他的校友回忆说，李克强发言较多，见解尖锐深刻。
令同学难忘的，还有李克强学习英语的热情与坚持。
基础教育断档的这批人，英语基础都很糟糕，有的同学怕麻烦申请了免修，但李克强非常勤奋，做了个小本，正面是一个英语单词，反面是中文解释，苦记硬背。“走在路上在背，上食堂吃饭排队时在背，外出坐公共汽车等车时也在背。”
李克强的英语水平很快提升，大三以后即可翻译英文原版的法律文献。
1980年5月，何勤华在一则日记中写道：“克强同学真不简单，他翻译的《英国宪法资料》已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录用，共1万多字。他另外翻译的两篇文章，也初步为我系杂志《国外法学》看中。”
勤学英语已成李克强的习惯。有报道说，即使工作之后，他会像学生一样，带着“随身听”苦学外语。专攻美国自然文学研究、在首都经贸大学任教的妻子程虹，也会给他以专业指点，纠正他的发音。李克强与妻女团聚时，一家三口有时会进行英语对话，其乐融融。
2001年初，河南派出首批领导干部赴美培训班，30多名学员在马里兰大学进修数月，李克强访美期间曾去看望他们，其间要求参训官员用英语汇报学习体会。
李克强常年坚持阅读英文原著，密切跟踪国际上最新的经济科技动态。他曾批示国务院研究部门，要求他们深入研究“国际产业链重组”、“包容性增长”等问题；杰里米。里夫金所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甫一问世，他马上要求国家发改委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密切关注”。
当年手捧小本子背单词的李克强一定没想到，英语除了帮助他与西方经典、新知无障碍接触，还有更多功用——在河南任省委书记时，某次会见外宾英语翻译迟到，会见照常进行，他同外宾问答自如；2011年访港，在港大演讲时用英文发言约两分钟，外媒好评迭次。
李克强是少数能在公开场合用英语发言和交流的国家领导人之一。
还有学术研究。今天能够查证到的有李克强署名的学术文章，最早的是与龚祥瑞合著的《法律工作的计算机化》，1983年中发表在《法学杂志》上，共5页。
李克强曾述及此文的缘起：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正开始涌动着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并且向社会领域渗透，计算机也在与法律联姻。龚先生认为有必要向国内介绍这种动向，便草拟了一篇文章。他同时又以为，他的学生们，作为面向未来的一代，应该对此有更浓的兴趣。“因此，他把文稿交给了我，要求我作补充乃至删改。”
此前，李克强曾提交一篇论文《法治机器与社会的系统、信息及控制》，试图以现代控制论和系统论解释法学学科问题，被学校评为优秀论文。龚祥瑞评价：“它是把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型科学方法运用到法学研究的一次尝试。”
在关注新技术、新理论的跨学科研究中，已经展现出李克强的超前和敏锐。
这篇倡导将计算机引入法律工作的文章中，作者不仅谈及国外司法机构应用计算机搜索嫌犯、管理档案的新鲜细节，还做了更深一步的思考：要借助计算机的定量分析，使法律科学成为精密科学。
“社会科学化——科学向社会机体的全部毛孔进行全面渗透的纪元开始了。”文章结尾处这样判断，信心十足的语气似能让人想见李克强青年时代的意气风发。
2004年《小康》杂志的一篇报道说，从河南信息部门得到的消息证实，李克强很早就接触并熟悉网络这一新生事物。早在1999年，他在该部门视察时透露，自己对网络非常熟悉，甚至有媒体想通过网络采访这位年轻的省长。
报道还提到，在后来遏制对河南形象的“妖魔化”时，网络居功至伟。河南省委宣传部一位负责人表示：“网络帮助河南赢得的转机，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2012年，李克强参加全国政协小组讨论会，谈到科技创新时，特别提到了苹果公司已故创办人乔布斯的传记。“我翻了翻，觉得其中很有意思，他对科技固然很钻研，最喜欢的还是艺术。像苹果的各种款式电脑、手机，iPad、iPod到处都卖，营销占领了很大的市场，被年轻人喜欢。”这位一直关心新鲜事物的副总理说。
新观念、新工具、新技术——回溯青年李克强，他固然是时代转折的受益者，同时也展示了时代趋势的洞察者、把握者的风貌。
坐言起行
“我们这一代青年不仅仅是思考的一代，而且是跟随党在伟大历史性进军中开创新局面的一代。”
1983年，北影剧本创作室就刻画先进团干部形象给电影局写了一份报告，其中特意提到了一个典型：“在校学习时是高材生，并被美国哈佛大学录取为留学生，但校党委需要他留下做团的工作，他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专业。”
这个典型正是李克强。
1982年1月，李克强等27位学生被评为北大优秀毕业生。人生的选择霍然到来。
同窗多准备出国留学，李克强自己也很想做学问。曾任团中央常委的北大党委副书记马石江看中他的领导才能及沉稳性格，找他谈话十多次，说服他留校担任北大团委书记。
李克强组织了北大首届文艺周，9天内演出7台105个文艺节目；他创建北大团校，直接切入学生遇到的实际问题，成为北大的“政治代表队”。
1982年12月20日，共青团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新中国红旗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青年才俊，接掌了共青团的工作。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和邓小平、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50 多人出席了开幕式，并接见了全体代表。新团章恢复了“后备军”的提法。
在这次大会上，王兆国当选为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胡锦涛、刘延东当选书记处书记。常委名单中还有刘玉浦、李学举、宋德福、张宝顺、陈昊苏、贾春旺等。次年召开的二中全会上，李源潮、宋德福被增补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评论认为，30年后，团十一大的深远影响仍未消失。在那次“星光熠熠”的大会上亮相的团中央干部，后来大都成为中国政坛举足轻重的领导者。
恰在团十一大召开前3个月，中共十二大将邓小平提出的干部队伍“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标准写入新党章。“文革”之后，大乱大治，80年代前期中国政坛进入新一轮权力交接期，团干部由于契合“四化”标准，被各界寄予厚望。
不久，李克强正式调入团中央，出任共青团中央学校部部长、全国学联秘书长，从政生涯在前门东大街10号楼正式起步。
当时，团中央推出青年先进典型张海迪，李克强积极推动，在全国大中小学掀起学习热潮。
1983年末，李克强增补为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分管学校口。两年后，共青团十一届四中全会召开，30岁的李克强成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在团十一大上，李克强曾向人介绍北大“挖掘身边的共产主义因素”活动经验：北大的学生，不再像以前那样彷徨，或是指手划脚。“我们这一代青年不仅仅是思考的一代，而且是跟随党在伟大历史性进军中开创新局面的一代。”
起初转为专职团干部，全优生李克强被视作“放弃所学”、“浪费材料”。也许是时代之幸，“伟大历史性进军”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经济体制改革，而这正是李克强的兴趣所在。大潮汤汤，身处团系统，他也继续专业研究，并找到实践机会。
李克强的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都是在团中央工作期间拿下的。
知青经历使他深感农村经济凋敝国家现代化肯定无法实现。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转型他开始悉心钻研。
1988年，李克强以《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一文获得经济学硕士，此文后被厉以宁收入《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一书，与李源潮等人的论文并陈。这本书中的观点，后来大都变为真实的政策。
1991年，他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论文《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首次提出农业部门、农村工业部门与城市工业部门并存的理论，挑战阿瑟。刘易斯等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二元经济结构。
在这篇论文中，李克强特别提到了拉美一些国家的教训。他说，城市现代工业就业增长率大大低于生产力增长率，而城市中的传统部门和贫困部门，却有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在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间劳动力转移尚未展开时，提前开始了农村与城市间的人口转移。这集中形成了城市贫困社会。
他说，如果中国走上述道路，后果将更加严重——会使城市传统部门恶性膨胀，“城市病”的特征更加显著。
他在论文中提出，应把注意力转向农村，就地实现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走从农业部门到农村工业部门再到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路线，是中国国民经济结构转换的唯一选择。而其中核心是农村居民的现代化，要使农村人口顺乎自然地向小城镇集中，逐步发展中小城市。
此文获得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论文奖。而李克强20年前的分析，今天看来仍有现实意义，并且正在落实为他力主的新型城镇化方略。
在1990年发表的一篇关于农业问题的论文中，李克强特别提及土地产权问题：土地按人口平均的承包制日益显露局限，产权制度模糊造成农业生产乏力。
对此，他提出了一种思路：产权制度理论滞后，等待具有突破性的理论指导己不可能。应在稳定承包制的基础上，重点改革土地经营方式，允许并支持多种生产经营方式生动活泼地推进，产权制度必然会在现实中得到新的发展。
尽管热爱学术研究，李克强如他自己所言，“不仅仅是思考的一代”。在团中央期间，他调研频频，比如山东诸城的改制试验；也曾多次外访，打开眼界。
很多人也许未留意到，李克强还曾具体指导过一家企业的经营。
1979年，荣毅仁胞弟、全国青联常委荣鸿仁提议，由全国青联出面，引进侨资、外资，兴办青年旅游业。全国青联提出成立中国青年旅行社，用企业化的办法办旅游。这个设想对旅游业的垄断局面冲击不小。
经过反复讨论和艰苦运作，青旅成为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的改革标版。
青旅创办十年时，李克强报告业绩：没要国家一分钱，创汇6亿元。
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李克强又对青旅发展提出新构想：以旅游业为龙头，以实业开发、房地产经营、贸易、投资为肢干，形成一个综合体，变堆积式发展为滚动式发展。
广为人知的“希望工程”，也有李克强的深度参与推动。第一所“希望小学”由他在安徽省金寨县选址；一些相关的重要管理制度出台，他亲自督办。“希望工程”曾举办“社会监督活动日”，公布海内外的捐款总额，并开放财务室、计算机房、办公室等，还提供了捐款及结对资助的全部档案。李克强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任内，是“希望工程”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管理水平全面提高的时期。
作为团中央青少年立法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李克强还参与制定了《未成年人保护法》。
执政轮廓
直接调动干部下沉一线的“大动作”，后来几乎成为李克强遭逢难题时的必然选项。比如在河南2003年SARS蔓延时，为了劝止麦收时节农民工返乡但又不误农时，动员干部下乡收麦；比如4万干部下访；比如厅级干部带头，拉网式筛查艾滋病患者状况。
“团干部不是‘青年官’，与其说给青年听，不如干给青年看。”洛桑灵智多杰1993年卸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时，撰文总结在团中央工作8年的收获，“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李克强曾不止一次说：作为团干部，一要做人，二要做事，最后才是当领导。”
1993年5月的团十三大上，李克强接掌团中央一把手，此后5年，他的执政风格初显轮廓。
李克强所作的团十三大报告，视野开阔，回溯改革开放15年，眺望7年后的新世纪。
1993年末，李克强在团的十三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曾在团系统内口耳相传。
谈到当年令不少人失落沮丧的奥运会申办失利，他说：“占领下一个世纪的制高点，不能指望别人的恩赐，必须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
改革开放之初，特别是“南方谈话”以后，各级团组织对汹涌而来的市场经济大潮不知所措。针对此，李克强在报告中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跨世纪一代青年的光荣责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在很大程度上要靠这一代青年的探索和实践。”
而市场经济的建立过程，也让共青团面临挑战——这些挑战，党政部门同样遭遇。新经济环境中的新经验、新办法，不是凭空想出来的。
团十三大闭幕十来天后，由团中央书记处直接组织的“新时期我国青年工作的现状与发展战略调研”启动，在书记处7名书记的带领下，团中央机关调集一半以上的业务干部，105人急赴全国29个省市区。
调研队伍出发之前，李克强要求：调研不能就团论团，要跳出团的圈子，放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不要带框框，不是去找论据，一切结论要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后。
事实上，这也是他本人的调研方式。曾有记者随李克强到山东某地考察，目睹他在休息时间很自然地走上街头，随意推开小商铺的门，跟“小老板”聊聊生意经。
《中国青年》杂志当时的报道说，调研队伍沉入基层1个月，团中央的干部向被调查对象提出了“没有任何外包装”的问题。
调研归来，在大兴县举行了一个团内高级别的务虚会，为期3天。与会者说：本以为务虚会是个半休息、半工作的会议，可李克强要求，凡已形成文字的调研情况，发言时略去；讨论要跳出部门的圈子、跳出团的圈子；放开说，可以各抒己见，也可各执一端。
直接调动干部下沉一线的“大动作”，后来几乎成为李克强遭逢难题时的必然选项。比如在河南2003年SARS蔓延时，为了劝止麦收时节农民工返乡但又不误农时，动员干部下乡收麦；比如4万干部下访；比如厅级干部带头，拉网式筛查艾滋病患者状况。
而不套框框、直切问题的调研方式，在他日后的执政生涯中，也是助力决策的杀手锏。
至于不讲套话、不走形式、只亮“干货”的讨论式会议，在十八大后中央倡导的务实会风被称作“新会风”，突然间让一些官员“不适应”。
那次务虚会最后，李克强总结发言，果断推出若干措施：团的组织结构注意覆盖新的经济生长带；集中优势打整体战，扎扎实实办几件影响全局的大事；按市场规范，办好团的实体，增强团的实力。
所谓“影响全局的大事”，就是4个月后亮相的“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和“跨世纪青年人才工程”。这两大工程影响延续至今，特别是其中的“青年志愿者”，早已化为民间自觉。
卸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之前，李克强曾撰文总结1995 年启动的“服务万村行动”。这一行动旨在针对农民需求，提供科技服务、信息服务、文化服务、政策服务、资金服务，由此加强团的基层组织建设。
他在总结中概括了两条经验：第一是抓服务，要达到教育青年的目的，根本途径是服务，团的领导机关必须眼睛向下，深入调查研究，不能仅仅靠下指示、发号召来开展工作；第二是抓具体，宁肯少说一点，也要多做一点，哪怕所做的面窄一点，也不要光说空话不做。
当李克强告别15年的团中央生涯后，有团干部这样总结团系统工作风格的变化：从团本位到青年本位；从运动青年、指挥青年到服务于青年；由行政指令到宏观调控、中观指导、微观搞活。
而此时的李克强，正待在更广阔而复杂的平台上，展开他从政之路的下一个15年。
专业精神
英国《经济学人》认为，“克强指数”比官方GDP数字更能反映中国经济的现实状况。评论者说，就真实性而言，“克强指数”包括的三项指标，项项涉及真金白银，几乎不存在做假的可能性。
2010年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推出了一项用于评估中国GDP增长量的新指标——克强指数(Li keqiang index)。这个以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的名字命名的指数，是三种经济指标：耗电量、铁路运货量和银行贷款发放量的结合。
2007年，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李克强告诉来访的美国驻华大使，他更喜欢通过三个指标来追踪辽宁的经济动向：全省铁路货运量、用电量和银行已放贷款量，以挤掉统计数字的水分。
《经济学人》认为，“克强指数”比官方GDP数字更能反映中国经济的现实状况。
这本杂志特别列出一张曲线图，以过去十年为时间轴，将“克强指数”与官方发布的GDP走势相对照，发现趋势上总体一致，但在上下波幅上，前者的表现比后者剧烈得多。
“克强指数”很快被一些国际机构认可。花旗银行用它来对比工业企业利润，认为解释能力更强。
评论者说，就真实性而言，“克强指数”包括的三项指标，项项涉及真金白银，几乎不存在做假的可能性。
“数字出官，官出数字”饱受诟病，“克强指数”显示出一名地方决策者的清醒、实在，也展现出他的专业功底和专业精神。
李克强的专业精神，既来自系统的学术训练，也来自从工业、农业两个大省再到中央的实践磨练。
他外出调研经常随机行动，到县城的超市询问商品价格，与小吃摊摊主聊天；或者是在下乡途中临时下车，追问村民税费改革落实情况；爬上8米高的粮库，捡起稻米细嚼，自己感受粮食品质。
2013年春节前，李克强在包头棚户区看望居民，因为是临时到来，让居民家的“光屁股娃娃”欢乐地抢了新闻联播的镜头。
因为有对真实情况的把握，在审视和应对经济难题时，他显得功力深厚、底气十足。201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他做了一次令参会者“深感吃惊”的总结发言。据与会者讲，他用一个小时的时间，从世界经济困局讲到国内经济的转型升级，环环相扣，逻辑严密，面前没有一页讲稿。
他主持的会，还要求参会人员不准念稿，讲实际问题。
事实上，在十八大召开前，李克强“督战”营业税改增值税，在官方媒体发出的现场特写中，他数次打断埋头念稿的发言者，直切关键：“你就说说，试点中还发现有什么问题？”
这被外电解读为“展现强势作风”，“塑造熟悉经济、果敢的形象”；民间则更关注被“拷问”的官员一时间为之紧张，将此视作“新政风”。
而细究李克强的为学、从政之路，这更多地反映了他崇尚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基层调研时，面对老百姓，他也经常会追问：有什么恼火事？哪里不满意？
《小康》杂志的一篇报道曾引述一名河南官员的话说，1998年李克强初到河南，但让河南官员感到意外的是， 新省长并没有立刻搞什么大动作，工作和生活都很低调。
李克强此前给外界的印象近乎学者，面对“中国的缩影”河南，“李克强像个学生，自己摸索，自己去学习。”河南一位退休官员对媒体说。
1999年初的《领导科学》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详细记录了李克强到任河南半年后召开的一次“工业经济结构调整研讨会”。
相对于“工业经济结构调整”本身，文章更感兴趣的是研讨会的组织运作方式，“对各级领导如何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尤其是如何遵循科学的决策程序，都是一种有益的启示。”
这篇文章说，由省政府出面召开研讨会，本身就是件新鲜事，会议的组织运作更有特点：
一是形式简单，没有会标，未请记者，没有惯常的程式和“过门儿”，厅局领导每人领到的材料袋足有几斤重，那是几十个单位近两个月来调研的各类研究报告。而会前的调研由李克强主导安排，有关部门列出了50个调研题目，要求必须用数据支撑观点，把存在问题和调整方向找准。
二是领导“到位”，代省长李克强、副省长张以祥“一坐到底”，边听边记，不时插话，参与“研讨”。
李克强询问的“行情”非常具体：水泥总量供过于求，高标号水泥占多大比例，省内市场如何；医药行业新增产值中新药和普药各占多大比重，新药市场份额有多大；纺织行业服装比例过低的原因是什么。
这篇文章感慨，河南省工业经济结构调整讲了多年，但进展缓慢，一般号召多，工作指导失之空泛，缺乏实打实的研究，曾多次留下因见事迟、行动缓、工作不力而错过结构调整机遇的憾事。
这种被一些地方干部视作“新鲜事”的调研方式，对于李克强来讲，是一种专业习惯、专业方法。
随后，在省长任内，李克强力推城市建设的“两端”——体现现代城市特征的“郑东新区”，以邓州孟楼为样板的小城镇。提出“东引西进”战略，引进国外和东部沿海的先进技术、品牌和管理经验，提升产业档次，开拓中西部市场。
2000年下半年，李克强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亲自主导了河南省的“十五”规划编制工作，从而梳理、确立了河南面向未来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据知情者回忆，在他的办公室、省政府会议室或是出差开会的临时住所，他经常会同有关人员，自己摁着计算器，测算着什么产业会对全省拉动性最大，会使一些资源枯竭的城市繁荣起来；摊开地图，描画着铁路、高速公路的网架结构。
从酷暑难耐的盛夏，到大雪拥门的冬夜，用他的心血编就的规划，至今仍是河南的战略导向和战略重点：中原城市群、大中小城镇三头并举推动城镇化、交通运输大通道、文化旅游大省、优质专用小麦和优质肉产品生产加工基地……特别是他提出的两高战略——“较高的增长速度和较高的增长质量”，在带领河南实现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的同时，不也开始了在全国范围的放大版实验吗？
2002年末升任河南省委书记之后，李克强的执政方略全面亮相：
提出“中原崛起”，夹在东南沿海和西部大开发之间的河南开始尝试走出“洼地”。
以“中原城市群”概念实施中心城市带动战略，同时力推县域经济、小城镇建设。这种城镇化发展脉络，既是李克强在学术研究阶段“三元结构”理论的2.0版，也与后来中央力推的思路一致。
在调整经济结构方面，李克强提出“三化”——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农业现代化。几年后当他作为副总理强调“新型四化”时，就是在“三化”的基础上增加了信息化。
作为制度配套，李克强提出了要创新体制：深化国企改革、发展非公经济、加快发展开放型经济、建设服务型政府。
2004年底李克强转任辽宁省委书记，上任15天，跑遍了全省12个地级市和沈阳、大连两个副省级城市。翻检他在每一地的调研讲话，扎实而具体，小到某家企业的人均工资、某家钢厂的转炉规格，大到国企股份制改造、“大沈阳”、“锦州湾”、延长产业链条和推动资本运作。他的施政方略没有河南那么长的准备期，几乎与就任时的密集调研同时亮相。
也许得益于对中国底层社会的切身感受，也许与传统的和合思想有关，从当年的硕士论文到主政大省后的施政方略，李克强一直注重将学理分析与现实约束紧密贴合，找平衡，扩共识——这种务实的思路，对于断裂、失衡普遍存在且差异巨大的中国社会而言，虽然未必给人一时惊喜，却称得起持久的专业和负责的考验。
不惧难题
在抚顺的调研座谈会上，李克强说：“我们到莫地沟，有一位大嫂就说，你们领导经常来，我们很受感动，但说句实在话，最后问题并没有解决，我们还是住在这儿。”
“喜欢笑着解决问题”——曾有共事过的官员这样评价李克强。
国务院深化医改领导小组组长、燃油税费改革领导小组组长、食品安全委员会主任，督战“营改增”，主抓保障房，试水房产税——自2007年十七大后，以政治局常委身份担任副总理，在国务院负责常务工作，分管发展改革、物价、财政、统计等关乎大局的领域，曾经的高材生李克强面对的无一不是利益诉求复杂的棘手难题。
他不回避，不张扬，力求化解矛盾于无形，被境外媒体称为“破解复杂难题的高手”。
破解难题，不仅是一种专业能力，更是一种选择——孰重孰轻，孰先孰后。
2004年12月末，到任辽宁12天，李克强来到抚顺莫地沟。
莫地沟是老棚户区，房子多是日伪时期建造的劳工房、简易房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建造的土石房，房龄多超过半个世纪，没有公共排水、供热、供气设施。这里聚集着城区最贫困的人口。
李克强去的那天下着大雪，气温零下29℃。他目睹了近千户居民共用一个厕所。他走进半地下只有9平方米的一位退休老矿工家，“居民区里70%的人都下岗了，这样的地方确实比贫困乡村都困难，出乎我的想象。”李克强说。
据当地媒体报道，临走时，他只讲了一句：“以人为本不是一句空话，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群众搬出棚户区，这要作为全省的‘一号工程’！”
在抚顺的调研座谈会上，李克强说：“我们到莫地沟，有一位大嫂就说，你们领导经常来，我们很受感动，但说句实在话，最后问题并没有解决，我们还是住在这儿。”
李克强不会不清楚，资源枯竭、矿区凋敝的抚顺，就有55片棚户区，23万人生活其中；而整个辽宁，棚户区涉及近85万居民。
“虽然我们的财力不足，但是已经到了下大决心的时候。”他对官员们说，“即使中央的政策争取不到，省、市的政策也要出台。”
大项目一贯被视作拉动地方经济、创造政绩的法宝，而李克强在辽宁首先选择的则是这项投入超过180亿元的“民心工程”。曾有沈阳基层官员告诉本刊记者：“见亮了！”
李克强到莫地沟调研未满一年，新华社记者报道了莫地沟居民谢素芹的故事——从山东远嫁莫地沟，丈夫下岗，夫妻俩只能靠到郊区种菜勉强度日，她不愿对娘家人诉说艰困的生活，也从不敢邀请他们过来看看。如今花5000多元钱就住上55平方米的两居室，终于可以寄出这封写了10年的家信了。
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东北最为庞大的安居工程，到2006年底提前一年超额完成。50多年没办成的棚户区改造，如今一揽子解决。“要住房，找克强”，成了当地新民谣。
同时启动的另外两项“民心工程”是推进就业再就业和党员干部下访。下岗职工是李克强慰问最多的人群，他着力解决“零就业家庭”就业，履职一年，辽宁城镇实现新增就业和再就业近120万人，其中“零就业家庭”接近15%。
“万事民为先”——十八大后新华社播发新任政治局常委特稿中，李克强常说的这句话被做成了大标题。这算得上是他面对难题时的选择标准。
“无论调查结果如何，最重要的是要将实情如实告诉群众。”河南启动艾滋病感染者拉网普查时，对于此举是否会对河南形象带来负面影响的疑问，李克强这样说。
2004年中，河南省对既往有偿供血人员进行拉网式普查，派出53个厅级干部带队的工作组，进驻18个市和35个重点县督导，党政干部、医疗人员等50多万人直接参与。如此大规模的普查，国内外尚无先例。
河南的艾滋病情因上世纪90年代初的违规采卖血而起，经过一段潜伏期后，在2000年前后进入集中发病期。从一开始就认识到此事重要性的李克强忧心如焚。他经过认真调研，摸清了艾滋病可防可控的规律。
2003年初，他甫任省委书记，就决定向38个重点村派驻驻村工作队，队员们与村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并在每个村实施了“六个一”工程，使村民们的生产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特别是医疗、养老、孤儿抚养等一系列措施驱散了疫区上空的阴霾，增强了患者与感染者面对生活的信心，对未来有了希望。
对于这次普查，李克强指示，最重要的是将底数彻底摸清，才有可能实施有效的救治和救助，并有助于全面切断感染源。
普查后，河南举行新闻发布会，如实公布数据：2.5万名艾滋病感染者，1.18万现症病人。
李克强还约见了民间防艾人士高耀洁，听取她的意见和建议。《三月风》杂志的一篇文章引述高耀洁的话说：对于艾滋孤儿，李克强之前的观点是修建孤儿院，并将之列入“五个一工程”，要在每个村建一所孤儿孤老养育院。高耀洁则建议艾滋孤儿分散抚养，为国家减少负担的同时，也利于治疗他们的心理创伤。李书记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兴趣，别人有事喊他，他都不走，谈话进行了一个半小时。
第二天，李克强去了艾滋疫情高发区的上蔡县，高耀洁注意到，他表示鼓励一些家庭收养艾滋孤儿，“看来李书记已经采纳了我的建议。”
也正是李克强在河南疫区推行的“四有一不”，后来成为在全国实行的防艾治艾“四免一关怀”救治帮扶模式。
个人风格
学生时代的李克强，拍集体照时几乎总是站在后面或者最边上。而现在，他要习惯于代表这个受瞩目、多争议的大国，站到国际舞台中央。他的个人风格，代表着大国气度。
在一些网络论坛上，李克强吃方便面的熟练动作被网友津津乐道。
2008年1月，川东北等地雨雪冰冻灾害严重，李克强赶赴灾区。在宣汉县老君乡紫云村，他踩着10多厘米厚的积雪一家家看望村民，慰问结束时已是下午1点。他坚持不在群众家中吃饭，在路途中以方便面充饥。
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了李克强此次查看灾情的消息。在众多镜头中，一个小细节被网友发现：李克强吃方便面的动作特别熟练，随手一扯，面团准确落入纸碗；挤佐料汁，直接到位；然后就是刷刷刷快速解决战斗。这位网友感叹：看那熟练程度，也许一些手脚麻利的家庭主妇都要自愧不如。
类似的是著名的“一脚泥”——那是一张新闻照片，2010年7月，李克强在山东济宁市嘉祥县大孙村与贫困户孙树节一家聊天，两只鞋都被泥巴糊满。
一次在四川广安考察，下山时，车队恰好路遇在风雪中等车已久的20多名群众，李克强特意让车停下来，带群众一起下山。
在网络上，这则消息后面有网友贴出亲身经历：李克强在河南当省长时，有一年到卢氏山区考察，走到半路，突然要到路边一家农户去看看。这家农户因为不认识他，就对他提了县里的意见。李克强非常诚恳地听取农户的意见，而陪同的县里干部则很尴尬。在回省城路上，已经出了卢氏县境，李克强又专门回过头来，一再叮嘱县里干部，千万不能对这一家农户有任何报复行为。
“事情不大，但足以说明，李克强这个人当过农民吃过苦，知道百姓不容易。”这位网友说。
在河南鹤壁七里堡，李克强也曾临时下车，来到正在田里收麦的村民中间。有村民向他反映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不降反升，他当即安排纠正，并要求“为群众办事来不得半点含糊，执行政策决不能打任何折扣，对群众的承诺一定要兑现，说到了就要认真做到”。
一年后，他又来到七里堡看望向他提意见的村民。“我们是人民的公仆，办错了事，向人民认错、纠正，是应该的，不丢人！”
到他离任时，2004年前三季度，河南省农民人均现金收入达到1603元，增幅达19.5%，首次超过了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幅。
查看李克强的调研资料，很多案例和语言，与普通民众相当贴近。
2004年12月，辽宁阜新，他说：“今天在低保户家里，我问了几个群众家里孩子上学的情况，低保水平偏低。我今天印象很深的就是这里的‘三口之家，一百零八’，实际上一人合30多元钱。”
“这些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体谅，很让我感动。我到一个低保户家里，问他多长时间能吃一次肉啊，他说基本不吃肉，就是逢年过节吃点。旁边他儿子说，我们家人不喜欢吃肉。如果不喜欢吃肉，为什么逢年过节要吃点呢？看得出，人民群众对我们党和政府是多么体谅啊。说实在话，他吃肉的钱可能真的不够。”
有评论说，李克强一直保持着低调的平民本色，有着强烈的民本情怀，“民心之所盼，即施政之所向”。
在河南和辽宁任职时，李克强出国访问很少，也极少参加各类应酬。刚到郑州时，他和秘书住在省委家属大院，有时候就和秘书一起做饭。有下属想宴请这位新到任的省长却未能成功。
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后，李克强还是不愿意出现在聚光灯前。曾有北京的媒体想采访他，秘书已着手安排，却在最后时刻被李本人婉拒。2004年下半年，李克强亮相官方媒体，详谈“中原崛起”，不久后人们才发现，那可算作他对河南的“告别演说”。
到辽宁后，李克强继续保持低调。沈阳铁路局有关人士透露，他经常乘火车去开会和调研，“有时仅一个人，连秘书都不带”。
2007年全国两会，在辽宁团会场，李长春和赵本山聊文化产业，赵本山偶然说起：“我这个公司光二人转演出去年的收益就是4000万元，克强书记看戏都是自己买票去看。”
尽管公众形象低调，但李克强工作上的果断作风却毫不掩饰。
2003年春，刚刚就任河南省委书记的李克强遭逢SARS考验。劳力输出大省河南，外出务工人员超过500万，夏收时节出外务工者多会返乡，SARS防治形势紧张。
据媒体报道，李克强在某单位视察时谈及这个问题，脱口而出：“不就是7500万亩小麦吗。”随后，各级官员被指派到农村帮助农民收割麦子。这一方案被认为符合河南特点，大规模民工回乡并未出现。
在前文提到的那次阜新调研，当地官员告诉媒体，李克强当场办了两件实事。其一，听说该市失业保险金缺口5000万元，当场通电话与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协调解决；其二、阜新海州矿破产后，阜矿集团在内蒙古选中了一处新煤田，但诸多事宜无法落实，他当场打通内蒙古自治区领导的电话，解决此事。
学生时代的李克强，拍集体照时几乎总是站在后面或者最边上。而现在，他要习惯于代表这个受瞩目、多争议的大国，站到国际舞台中央。他的个人风格，代表着大国气度。
2012年4月，李克强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一落座就跟左右外国政要顺畅地交流。开幕主旨演讲流露“自信风度”，演讲开头，他脱稿说，身在博鳌就能“博览天下”、“博采众长”。
与台湾地区代表吴敦义的会面也是亮点之一。吴敦义用“以诚相待、没有敷衍”来评价李克强，说他没有用“研究研究”等模糊字眼。一位台湾随行记者则称李克强“说话不绕弯子，有主见，有不同意见直接表达，能做就现场点头”。
这种干练睿智、底气十足、有话直说的大国领导人形象，令中外媒体眼睛一亮。
随后是出访欧洲。行程中，李克强在欧洲报刊连发3篇文章，被评价为是客人在用文字向主人“抱拳行礼”。
此前在2011年初，李克强访问西班牙、德国、英国，每到一国即在当地权威媒体刊登署名文章，阐明中国发展理念。这一方式，被视为中国未来公共外交的常态。
在刊载于俄罗斯报章的文章中，李克强说，中国人见面往往抱拳行礼，俄罗斯人见面往往击掌握手，这象征着信任、象征着合力；中国人喜欢的围棋和俄罗斯人喜欢的象棋，都讲究谋大势、布大局。
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李克强向欧洲人解释，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也是双赢。尤其是在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高层会议上，李克强详细阐述了未来中国经济的一个着力点与欧洲利益的结合——城镇化是中国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当“欧洲设计”遇上“中国制造”，“欧洲技术”遇上“中国市场”，就会产生显著的效应。
媒体评价说，此次访问，李克强“官话民说”。他面对媒体和大众没有丝毫拘谨，与各界要员侃侃而谈，充分显示了善于交往、谈吐幽默、驾驭形势、镇定自如的特点。
改革升级
以李克强的学识背景和从政之路来看，他被认为是带有强烈制度偏好、市场偏好的改革者。
中国公众对于新一届政府、对于新任总理李克强的改革期许，实在而急切。
十八大闭幕后一周，2012年11月21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被视为明确向外界释放深化改革的信号。
李克强说，他不完全赞成人口红利已经消失的说法，同时承认劳动力成本会大大增加。“那我们还有什么红利可以利用呢？”他自问自答：这就是改革，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太多媒体对这一讲话条分缕析，视之为中国新领导层的改革纲领。
抛开修辞闪亮的舆论赞誉，李克强此番对于改革方法论的阐述，一以贯之地务实。
比如，鼓励改革试点省市在法律框架内大胆地、灵活地推进改革，先行先试，效果良好再入法巩固。如此渐进而坚实，可以避免大的波折。
比如，改革要既有顶层设计，又尊重基层的首创精神，重点现在着落于后者。意即要摸石头，要扫雷、排除荆棘。而中国近年来改革动力的失落，原因之一就是基层创新茫然、乏力。
再比如，改革要打破固有利益格局，调整利益预期，为减轻改革阻力，要在利益增量上做文章，同时稳妥推进存量利益的优化，更加注重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
有媒体说，以李克强的学识背景和从政之路来看，他被认为是带有强烈制度偏好、市场偏好的改革者。
李克强对制度和法治的研究，是长期而持久的。早在80年代，他就翻译了英国大法官丹宁勋爵的经典《法律的正常程序》，对于现代社会法治的重要性和制度建设了然于心。
在主政地方时，李克强多次要求着力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提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能力。
在他担任副总理后分管的几项重大工作中，都重点强化体制机制革新和制度建设。如保障房建设中的产权问题、公开透明及全方位监督。在领衔“十二五”规划纲要制定时，他特别强调，当前的改革已经到了啃硬骨头、过深水区的阶段，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不断深化财税、金融、价格、行政体制等方面的改革。“改革的时间窗口往往稍纵即逝，要注重抢抓时机推进改革。”
在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李克强提出，改革的突破口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日前出台的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铁路政企分开，能源、食品药品等领域整合监管力量，转变职能和理顺职责关系成为重点。
除了鲜明的“改革”宣示，李克强对于“市场”的重视也是一以贯之。
2012年12月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调研座谈会上，李克强要求参会的中央部委和地方负责人认真研究鼓励民间资本投资的政策。他说：“一些领域的盈利亏损，可以让民营企业来投资、承担。而政府要做的，是把握宏观，把握经济总量。”
半个月后的长江流域改革与发展座谈会上，他又提出：“政府的行政力量很难替代市场，我们倒不如专心考虑如何创造好的发展环境，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
李克强担纲的几项重大领域改革仍在进行时，水深流急，还需谨慎打磨。而2.0版的“新型城镇化”，显然将触及更多人们期待已久的制度革新。
有分析说，“改革”已首次超越“增长”成为新一届领导层部署未来经济工作时的首要侧重点。人们都在期待，新任总理能够通过革新，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找到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拒绝改革的人可能不会犯错误，但要承担历史责任——李克强的这句话被媒体多次援引，而这也被视作他对自己和同僚的有力提醒。
让我们回到35年前。那一年，青年李克强离开勤苦耕耘的土地，走进北京大学；那一年，就在他插队的凤阳县，小岗村村民签下了生死文书；还是在那一年，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起步。
旧邦新命。当青年李克强成长为总理李克强，改革开放也正待增添新的意涵，期待新的制度突破。
“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先导，解放思想重在实际行动。”李克强这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