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正义网-检察日报
2008年至2013年,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查办行政审批领域贿赂案件28件33人。一些单位为获得行政审批资源用公款行贿,成为值得关注的动向——
“有行政审批,就可能存在权力寻租空间,行政审批越多,权力寻租空间就越大。行政审批过程中贿赂犯罪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处长王岩认为,减少审批事项,不仅有利于减少权力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更有利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行贿犯罪呈“单位化”趋势
王岩介绍,2011年底,北京市西城区作为北京市区(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试点单位,率先推动权力公开透明,2013年初又将区政府及68个职能部门的6636项行政权力及2128张行政权力运行流程图一一公开,促进行政审批过程的公开、公正。但由于行政审批权的运行在某些环节尚未得到切实、全面、有效的规范,行政审批过程中权力寻租的现象依然存在,贿赂案件仍旧高发。
据统计,2008年至2013年,西城区检察院查办行政审批过程中的贿赂案件共28件33人,其中受贿案15件20人,所占比例分别达到53.6%、60.6%,单位行贿案11件11人,行贿案1件1人,介绍贿赂案1件1人。
“33人中涉及行贿犯罪的12人,单位行贿罪共11人,占比高达92%,说明行贿犯罪呈现‘单位化’趋势。”王岩说。在贿赂案件中,一些单位为获得行政审批资源,通过“集体决策”的方式,用单位的公款向掌握行政审批权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2010年,该院查办的全国棉花交易市场一案中,山东金宸源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为获得全国棉花交易市场的指定交割仓库资格,给予全国棉花交易市场原申请企业考察负责人及考察报告出具人王杰30万元,以帮助其顺利通过考察;该公司同时还给予全国棉花交易市场原总经理助理兼仓储管理部经理金林元价值1万元的银行卡。
王岩介绍,单位行贿犯罪对象,多为财政部门工作人员。“一些人冲着补贴资金而来,财政资金拨付成犯罪高发环节。”国家每年投入大量的专项资金和补贴款项,但由于管理不透明和监督存在漏洞,少数掌握专项资金审批权的国家工作人员有了权钱交易的机会,导致贿赂案件多发。
2012年,该院查办的马某受贿案中,马某任某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供暖办主任,其辖区内有一企业采取自供暖的方式供暖。该企业依照政策可以享受供暖补贴。为尽快获得补贴款,该企业找到马某称拿到补贴款后会有所“表示”,马某后通知企业领取补贴,同时收到2万元“好处费”。2012年6月,法院以受贿罪判处马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贿赂犯罪与渎职犯罪交织
在该处检察官陈亮看来,权力寻租案件的又一特点是,“贿赂犯罪与渎职犯罪交织”。
陈亮介绍,在查办的贿赂案件中,同时还涉嫌渎职犯罪的共3件3人,包括玩忽职守案2件2人,滥用职权案1件1人。贿赂犯罪与渎职犯罪交织,既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也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性严重。在全国棉花交易市场一案中,金林元、王杰二人作为监管人员,不认真履行审查职责,致使全国棉花交易市场在与有关公司的质押业务中被骗,给国家造成700余万元的巨大经济损失。经过审理,西城区法院判处金林元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王杰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
“案件由单一化向复杂化转变。”陈亮说。在该院查办的行政审批领域贿赂案件中,案件由个体化、单次化向多人化、多次化转变,单个受贿人收受多人贿赂或单个行贿人向多人行贿。在陈海峰受贿案中,其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任职期间,利用主管审评药品品种的职务便利,先后多次非法收受浙江一医药有限公司给予的“好处费”共计130万元,帮助该公司加速并顺利获得申报药品品种审批。陈海峰在明知相关药品无生产厂家及研发单位信息,且该医药公司系以其他单位名义申报的情况下,仍违反《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将药品通过审批注册,严重影响国家机关声誉,给人民群众用药带来隐患。
记者注意到,33名涉案嫌疑人中不乏高学历者,其中硕士4人,博士2人。张秋雪,西藏健稞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常务副总经理,博士,案发时尚不足40岁。2010年初,张秋雪代表公司向政府申报一项专项扶持资金时,中间人元陆称可以帮助通过财政部门审批,但需要专项扶持资金的30%至45%的好处费。为此,双方签订一份居间协议,专项扶持资金到账后以居间费的名义支付。随后,该公司获得财政部门300万元专项扶持资金,并支付了105万元好处费。此后,公司又获得财政部门450万元专项扶持资金,支付178万元好处费。
谈及案件高发原因,王岩认为,在新旧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政府仍未从“全能型政府”的行政管理模式中彻底转变,在资源配置和社会经济事务管理中仍然过多地采用事前监管和直接管理的方式。在这种行政管理体制下,政府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权力大、干预多,行政审批的范围过广,审批事项过多过滥,为手握审批权的个别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权力寻租提供了机会和便利,最终导致“吃拿卡要”、“跑部钱进”等社会乱象。行政管理体制的弊端成为行政审批过程中贿赂犯罪产生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国家一直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幅度调整和削减行政审批事项,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国家不断减少各级政府的行政审批权力,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腐败的空间。”王岩说。
